在中国土壤中成长的玻璃艺术

与玻璃结缘起源于与Wolverhampton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前任院长Andrew Brewerton的相识。01年上海国际玻璃艺术大展的举办更加执著了自己从事玻璃艺术实践的决心。

“艺术创作有时需要远走他乡,寻找合适的土壤,“种”出新的品种来。”

03年怀着这样的想法,我踏上了留学英国的征程,在Wolverhampton攻读玻璃艺术硕士期间,我一直在寻找自己作为中国留学生的文化特征,一个跨文化玻璃艺术实践课题的雏形在我脑中渐渐明朗。硕士毕业后,在导师Keith Cummings教授和玻璃工作室主任Stuart Garfoot的鼓励和支持下,我开始了博士课题的研究,以一个实践者的视角,系统地探索在西方影响下中国(清代康雍乾三朝和当代)玻璃艺术的实践方式,并以自己的玻璃创作作为个案。

西方对于中国玻璃实践的影响可以追溯到古代丝绸之路上的贸易往来,战国蜻蜓眼玻璃珠、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吹制玻璃工业以及法门寺出土的唐代玻璃礼器都浓缩着西方玻璃的影子。近代,西洋传教士在清廷频繁活动带来的技术更为玻璃在中国清代的繁荣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作为一种西方泊来品,玻璃在中国古代艺术史发展中占有比较特殊的地位,虽然一直是位于工艺美术的边缘材料,它的发展不及中国的陶瓷、玉器和青铜那样辉煌,但由于其工艺和审美受到了西方国家和中国传统工艺美术材料的双重影响,因此形成了中国玻璃材料实践的特殊方法论,作品有着中西合璧的特点。

康熙时期,官方的玻璃制作技术尚在摸索阶段,传教士引入的欧洲玻璃原料制作配方需要一定的时间与中国本土的原材料进行磨合,因此该阶段的玻璃品质存在缺陷,比如:泛碱现象。技术与审美之间矛盾和冲突的妥协也明显地反映在作品中。康熙时期吹制的玻璃器皿“觚”最终呈现的视觉效果具有很强的混血气质,虽然在造型上直接吸取了青铜觚的造型特征,但装饰风格完全拷贝了意大利模具吹制玻璃器皿的条状纹样,原因在于从青铜材料到玻璃材料之间的转换存在着实践层面上的差异,要在玻璃表面进行类似细致青铜纹样的装饰非常困难,对于处在实践初期的清代工匠几乎不现实。

因此,在玻璃材料的实践中,无论是技术还是审美,中国人一直采取一种“拿来主义” 的态度,往往首先从其它成熟的工艺美术材料中借鉴可以直接利用的原型(比如,康熙时期的器物造型几乎都来自于中国的陶瓷原型),利用西方成熟的工艺技术进行实践,在不断掌握技术的过程中逐渐发展玻璃材料作为传统工艺美术创作特有的造型和装饰风格。



浮雕梅花玻璃瓶, 乾隆时期, 乾隆官印 (1736-1796), 高.73⁄4 ins, 英国Broadfield 玻璃艺术博物馆收藏
玻璃瓶, 乾隆时期, 乾隆官印(1736-95), 高:19.1cm 直径:6.2cm (口) 直径:7cm (底), 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

再以玻璃高脚杯这一欧洲玻璃制品中最重要形式为例:标准的高脚杯通常由三部分组成:盛放液体的杯;瘦而优雅,形式多样的茎和用于平衡整个形体的圆形底座。在欧洲,高脚杯主要用来盛放红酒、香宾、啤酒等冷液体,玻璃透明纯洁的特制、高挑优美的形式、配合着葡萄美酒的色泽和醇厚对于品酒者来说都是完美的享受。可是,中国人饮茶的习惯首先在使用功能上将高脚杯拒之门外;其次,中国发展完善的陶瓷制品已经完全可以满足盛放各种液体的使用功能,不需要外来形式的介入;再者,欧洲玻璃器皿光亮透明的材料特征与中国由玉器、宝石和陶瓷等材料长久以来树立的美学规则和审美经验相驳,虽然威尼斯风格的玻璃制品奢华、富丽,但薄而透明的材料本质并不能最终吸引中国人的注意。因此,在现存的清代玻璃中只发现了少量类似欧洲高脚杯特征的实物。它的颜色、透明度以及使用功能都没有继承西方传统高脚杯的概念,只是吸取了其高挑的形式,用不透明的玻璃组合着各种颜色实现传统玉器的润泽质感,并且用中国陶瓷瓶的形式代替了西方一贯使用的杯的形式,当时将它命名为“玻璃瓶”,而不是玻璃杯。

由此可见,中国清代的玻璃艺术实践并不是单纯地直接吸取当时欧洲流行的艺术风格和工艺,而是经过了一个吸取、归纳和融入自身文化的发展过程。中 、西方生活习惯的差异,中国其它工艺美术材料占据的优势以及中国传统审美等因素形成了玻璃工艺和审美发展中的连贯性和必然性。

历史的某些发展片段往往具有相似性,中国当代的学院玻璃艺术也正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产物。与清代不同的是,当时知识传播的方式是通过西方传教士直接的演示操作将技术传入中国,交流的范围不广、频率不高,文献资料的记载屈指可数,并且传教士们掌握的有关玻璃的知识和技能已经经过了筛选和提炼,当时中国接受西方玻璃制作处于一个被动的地位。

如今,传播的方式和途径有了根本的改变,文献资料和网络使知识的传播在全球化的背景中进行,有效地拓展了获取知识的途径,另外,中国的实践者们勇敢地走出国门,有目的性地选择知识,并不像清代那样只是单一地接受,留学生们不仅仅在西方学习玻璃制作工艺和技术,同时更加专注于当代玻璃艺术创作的理念和方法,并将西方玻璃艺术教育中的经验带回、播洒在中国的土壤中,“种”出新的果实来。选择窑制玻璃技术在中国学院中进行最初的尝试和探索就是最明显的例子,它的结果是可喜的。

当代玻璃艺术的表达方式和表现目的显然不能和古代的方式和目的划上等号,而且也显然有别于当代西方国家。只有对自身历史文脉和当下社会现状及其特殊性有清醒的认识才能帮助建立可行的实践方式。

如何从中国传统文化(比如:玉石文化和陶瓷文化)中汲取养料,清代玻璃作品给予了中国当代的实践者最好的例子。然而,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时代的不同性。清代的玻璃制作由流水线的工作方式经多人之手完成,创意设计和制作也是两个独立分开的过程,因此参与设计和制作的人员一般只可能涉及整个过程中的某些步骤,然而当代的玻璃实践基本由个人艺术家独立经历从创意到制作的全部过程,对于过程中出现的可变因素和回馈信息可以及时调整并利用过程中的可变性进行个性化的实践创作。这些都是当代玻璃艺术实践中的有利因素,但是如今我们也面临一些挑战,清代的玻璃实践是在官方的资助下直接进行的,不必考虑财力,人力等方面的压力,并且生产的目的以满足皇室需求为首,因此乾隆时期的许多套料浮雕玻璃器皿制作工序往往以月为单位计算, 古代工匠根据命令进行制作,而如今的艺术家显然不可能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创作,他们先完成作品,然后想方设法将作品卖出。因此工艺技术、耗时、耗财、服务对象以及最终作品产生的价值将直接关系着艺术家的艺术创作。

当玻璃从清代传统的手工艺材料迈向当代应用艺术领域,开始以一种独立的表达媒介在中国亮相时,中国玻璃艺术中的“当代性”就已经蕴涵着不同于西方的、中国特有的经验模式,一种适合当下时代新的创作实践方法论和阐释方式正在学院中孕育着。

目前中国已有9所高等学院设立了玻璃课程,这些工作室都与英国Wolverhampton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的玻璃工作室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2000年首先在北京和上海成立的学院玻璃工作室便是最早在中国土壤中生根发芽的两颗种子。540m2的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玻璃工作室(海淀新址)有着窑制、装饰和冷加工三个区域,全国首个吹制玻璃实验田也将在2009年投入教学使用。招收本科和硕士专业学生,玻璃专业附属于工艺美术系。上海大学美术学院主要开设玻璃艺术硕士课程,玻璃专业附属于设计学科,主要集中从事窑制玻璃工艺中的铸造技术。与周边地区的玻璃工厂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并实行艺术家访问和对外交流制度在欧洲的很多艺术院校中普遍存在,比如:Wolverhampton玻璃工作室曾与Stuart Crystal 和皇家Brierley Crystal 有过合作,目前正与Watson玻璃和Wedgewood工厂进行合作,上海和北京的大学工作室就将这样的举措纳入了学位课程之中。

在新一批建立玻璃课程的学院中,我们可以看到英国玻璃艺术教育模式更多的影响。作者在上海复旦视觉艺术学院中建立的玻璃工作室吸取了Wolverhampton玻璃与陶艺“跨学科实践”的优点,根据Keith Cummings教授提出的:将玻璃作为一个材料而不是一门专门的学科进行建设”的教学理念,独立于所有学科之外,为艺术院校中的所有学生提供实践平台,因此更加有效地拓宽了玻璃材料作为表达性媒介的应用范围和学科边界。学院“跨学科实践”的宗旨从体制上实现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从不同的学科和材料中吸取灵感和技术,促进玻璃艺术的多样化发展。并在日益冲击的西方文化下,不断继承和发扬着自己的文化特征。

从中国到英国,玻璃实践者寻找到了创作灵感和方法,从英国回到中国,则预示着对于历史的沉思和新的开端。由于国际交流和移植带来的差异,将最终影响和决定中国玻璃艺术的发展方向和道路。

当材料与创造力相结合时,玻璃艺术的传播之路将源远流长。


XUE Lu (Shelly),
PhD Student in Glass,
School of Art & Design
University of Wolverhampton.

Growing With the Soil of China pdf

参考书目:
1. Honey, W. B.. (1946) Victoria and Albert博物馆玻璃手册, 伦敦: Ministry of Education.
2. Warren, P. (1977) 近代中国玻璃1650 -1900, Journal of Glass Study, 纽约: 康宁玻璃艺术博物馆, 第84-126页.
3. 杨伯达,(1983) 清代玻璃概述, 故宫博物院院刊, 第4册/ 第3页 (中文)
4. Frantz, S. K. (2006) 来势如虎的中国玻璃. Glass: The Urban Quarterly, (102), 第56-60页.

FOREWORD
Professor Tim Collins: Foreword

ESSAYS
Professor Andrew Brewerton: Glass Routes
Professor Keith Cummings: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Glass History
Stuart Garfoot: The Glass Baton, A Personal Overview
Susanne Frantz: Glass Tiger
Associate Professor Xiaowei Zhuang: The Development of Studio Glass at Shanghai University
Associate Professor Guan Donghai: Creating With Glass
Dr Kristina Niedderer: Developing Glass Practice Through Creative Research
Xue Lu (Shelly): Growing With the Soil of China

Stuart Garfoot: Introduction to Creative Pathway
David Reekie: Creative Pathway 1
Katy Holford: Creative Pathway 2